从宝马事件说起，德国日本同为战败国，对历史的反省为何截然不同 | 二湘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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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意志思考
——总理跪下去 国民抬起头
文/金弢编者按：六维刊发二湘最新时评《曹德旺怒批特斯拉？信息时代更加需要质疑和求证 》，欢迎关注六维收看更多时评。
最近上海宝马mini发冰激凌事件让我想起李宁牌军服事件，都是和民族主义相关。背后的德国和日本，都是二战的战败国，让人不禁联想。來德后，一个德国历史问题始终让我纠结: 即德国、日本两国虽同是战争挑起者，同为战败国，然而对历史的反省，差距为何如此之大、态度会截然不同? 自从我加入慕尼黑一家名谓 Unitas 的文人社团后，几经探讨，很多节点让人茅塞顿开！
起因是这位诺奖得主、《铁皮鼓》 作者君特·格拉斯，因他发表新诗作 《非说不可的话》。笔者曾随王蒙率团中国作家出访西柏林，那是我与作者的第二次相聚，而下一次交往，时空跨越二十七年，直到二O一二年四月，他因发表这首批评以色列及德国政府的诗作，才又有机会联系他。
这位诺奖得主寿终正寝之前的诗作，直接剑指以色列，毫不隐讳地批评该政府，在德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，舆论界一片哗然！这首 《非说不可的话》 同时发表于 《南德意志报》、《纽约时报》 以及一家西班牙报刊转载。
高龄八十四的格拉斯在诗中激烈抨击以色列的伊朗政策，说核政权以色列已经威胁到了“支离破碎的世界和平”，要求伊朗及以色列两国政府皆允许国际机构，定期、有恒地检查其国核设施情况。格拉斯同时批评“自己的国家”向以色列再次发售潜艇。但他没忘记强调自己一如既往地是以色列的朋友。
诗作一经发表，立刻引起德国社会各界极大反响。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措辞严厉地指责格拉斯，称其言论不负责任并颠倒黑白，明言，“一个出色的作家并非一定是个出色的中东问题专家”。
德国执政党基民盟秘书长言称，“该诗作者完全匮缺对事实真相的了解。德国对以色列无条件的站队毋庸置疑，格拉斯身为公众人物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，实在令人遗憾。” 有政治家发声：“格拉斯虽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，但谈论政治总是偏驳。”
然而格拉斯的言论却深受左翼党派的欢迎，其公开表态，格拉斯言之有理。批评家布罗德在媒体发表看法，说格拉斯是一位“有教养的反犹分子样板，他们之所以对犹太人很友好，是因为他们对纳粹犯下的罪行一直内疚于心，期望以此弥补历史”，但骨子里他们却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，这一点从格拉斯较早的一些言论中可以得到证实。
联邦政府对此不愿表态。政府发言人萨伊伯特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：“德国政府保障艺术自由，而且政府对每项艺术领域中发生的事件也拥有不置可否的权利。”
外交部发言人回答媒体提问时说，目前尚未接到以色列政府对此事的官方反应。以色列驻德国大使就此事件向媒体发表的公开信表示：古老的欧洲人曾认为，犹太人用基督教儿童的血做面包，今天有些欧洲人认为犹太人想消灭伊朗人民。“以色列从诞生的那天起，就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生存权遭受质疑的国家。” “我们愿意和当地的邻居同息与共、和平相处。” “君特．格拉斯赋予我们的角色，正是我们所不愿接受的。”
格拉斯一向支持社民党，多次为该党竞选助威。是时北威州大选在即，社民党州长候选人拉福特女士本来有意让他站台助选，结果无奈作罢，只好放弃格拉斯的助阵。
德意志民族作为历史罪人，因这首诗的发表在德国掀起轩然大波，导致全民范围的大讨论。格拉斯此诗发表，凡对他同情者均不敢公开发声；而对他严厉呵斥的，惟有那些结众成势的谴责声讨，无以为计的记者竞相怒怼，唯恐不及。我在慕尼黑有位知交律师，一日来访，我向他展示了我发表的诗译，明确表达了我对格拉斯的深切同情，并对作者的观点予以认同。这位律师神情严肃，说他是格拉斯至交。在听说了我跟格拉斯有过相遇并欲给他写信时，他认为由他代笔更妥，一是他不便透露作者住址；二是眼下无疑信函浩繁，常人去信难免被忽略。如果我写，有可能会石沉大海。于此，律师以我的名义写了信。
格拉斯的回信姗姗来迟。信中他称：“对我的发表，多家刊物以恶劣的方式作了回应，他们对诗的内容置若罔闻，将我本人当作他们的攻击目标。我虽有心理准备，但他们的所言所行、对我的侮辱，其程度之强烈，完全出乎我的预料；他们蓄意损人的诋毁，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然而国内及海外同时传来支持我的友好声音，他们都是平常的读者、或社团或网络媒体。这激励我坚信，是对眼下存在的战争威胁作公开讨论的时候了！显而易见，我诗作的末尾几行，尤其倍受人赞赏：
以色列国因为它的政策，已危胁到了本国民族以及其他国民的安危。谁若能跟我一道，与以色列国及以国人民携手并肩，就绝不会放弃对这一友好国家迫在眉睫的诤谏。无论是谁，只要能找到相同的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，我将感激不尽！我们生活于民主体制之中，而这种制度不时受到利益集团对议会的操控和影响。就我本人而言，我赞赏并致力于和平的利益集团，而不赞同对议员施加影响的经纪人。你们请尽管放心，我将依旧如故，行使我的一切可能。当然我明白，我年事已高，能力有限。是你们的积极反响增强了我的信心！谢谢大家！”
身为中国人，对“二战”的反思，我没有民族的偏见，没有德国人那种历史包袱，可无忌畅所欲言，直白褒奖作者的正义感。中华民族缘因没有直接遭受德国法西斯的蹂躏，我们的感同身受与欧洲众多民族，特别是犹太民族，会截然不同。反之谈及日本侵华史，他们同样感受不到我们的彻骨之痛。
自七十年代末开始学德语起，我一直认为，从德国外围的眼光观察，德意志是一个整体、一个民族；有一种说法：“历史的责任不能全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，整个民族都有责任”，我赞同这种观点。加入这一社团后，我向团内成员提问：“对那段历史，对当时的纳粹政府你们作何感想？对那些发生的事，是否感到自己也负有责任？”
回答是：“我们从不认同纳粹政权，我们跟它不能同日而语。我们父辈那一代非但没有责任，而且自己也深受其害，也遭追杀。就说我们这个社团，一百多年来一直运作正常，按部就班，唯独那十几年，社团被禁，全部房产、物产被没收，社员遭稽查，严重者被关进集中营，甚至遭杀害。”
德、日两个历史背景接近的民族，但自我反省的程度，何以如此迥然二致？！在社团活动上，我的提问得到讨论。我发现，他们虽为纳粹德国的同根同族，但对那个政权却是深恶痛绝。他们言称，自己非但没有第三帝国的原罪感，因为他们的家人也曾是受害者。并且表示，纳粹迫害的不仅仅是犹太人，同样迫害持不同政见的纯血统德国人。只要不符合法西斯思想理念，日耳曼血统的同胞或德国人团体，照常不误地无一例外会遭到迫害、取缔，他们这个历史悠久的知识团体在三十年代被严厉取缔就是一例。他们从小受父辈的教育是：德国人跟德国人不尽相同，他们跟纳粹德国势不两立。“我们虽是同一民族，但观点立场判若云泥。只要政见不同，均难以幸免。反法西斯组织‘白玫瑰’，其被处死的绍尔兄妹和试图谋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冯·施陶芬柏格，只是成百上千人物和事例中的一二，他们代表着日耳曼民族的正直与良知”。
我一老乡来德留学，后嫁德国小伙子。那青年表示：“我们从来受到父辈的教育是要跟纳粹不共戴天。希特勒也是很多德国人的敌人，只是因时代背景的高压政治，众多国民为了生存敢怒不敢言，但他们跟纳粹政权始终保持距离、有界限之分”; 他们的父辈告诫：“虽同是德国人，但我们绝非纳粹德国人。” 一位年长会员表示：五十年代初他去美国，每每遭人问话：“你来自德国，你也是纳粹吗？” 他说：“好像我们是个德国人就是纳粹！” 我问年轻的小字辈：“一旦遇到此类提问，你们将会如何回答？” 他们言：“我们首先会认为他们不甚了解当时的德国国情，我们会尽力解释；万一解释不通，这历史的包袱我们只能承担下来，谁让我们是德国人！然而我们的民族共识是，对那场人类劫难，承认得越彻底，我们的包袱就越轻。新纳粹主义只会让我们再次承担起历史的重负。”
来德三十年有奇，这一历史话题我从来未曾放下。日耳曼民族完全不同于日本民族，对自己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能做到如此彻底的反省、忏悔、清算，这值得探讨。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墓前的下跪，成了德意志民族向全世界认罪的象征。然而日本却从未能做到这一点，至今为止几乎听不到一丁点悔罪的声音。日本军国主义战犯不但没有被清除出靖国神社，遭人唾弃，反而频频受到诸多日本政客的朝拜！
在此话题不得不连带到亚洲某国。没有比较，就无从谈起“德意志思考”！
纵观历史，将德、日两国作对比分析时发现，二战时期德国国情与日本不尽相同。后者可谓举国上下万众一心，一致对外，日本几乎没有出现过对本国公民的迫害与屠杀。这或许正是德国区别于日本最关键的一点。日本虽然对中国、东南亚、包括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进行惨绝人寰的侵略、杀戮，实行三光政策，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对本国国民的迫害几乎闻所未闻。日本不存在像德国那样的内部撕裂，即使难得兄弟阋墙，但也能基本做到同心同德、枪口对外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民族虽然几十年来历届政府的改朝换代，但对过去一直避而不谈，死不道歉，拒不承认历史的罪恶；反之还企图并实施对历史歪曲、篡改，谎编历史教科书。
加之，德意志民族由来是一个移民背景复杂的国家。根据眼下统计，国民中已近 35%的人口有移民背景。这种现象日本没有，日本是世界上最具民族纯性的国家之一。所以日本国内不但有市场不承认自己对他国的侵略，更是妄图把这场侵略战争当作和平与经济繁荣的输出，并自视为原子弹受害者、是战争蒙难者，年年不缺追难怀痛的纪念活动。
这其中还包括另一因素，是与欧、亚民族的人文背景、血统差异和敢于担当的理性有关。即使是同一民族，因时代不同，受教育不同，意识形态也会出现差异。我已关注到，国内眼下三十上下的年轻一代，在承认错误，自我批评，敢于道歉的勇气上，要远超于我们五、六十岁的一代人。且德意志民族这种敢于理性地自我剖析跟欧洲启蒙运动史不无相关；然而在日本民族心目中，当年的对外侵略，对全国整体而言，是一场民族战争，赢则俱荣，败则俱损。几乎所有国民达成共识，自己是战争一份子，担有一份义务，一旦国家认罪，则意为着人人在认罪，而德国内部是分裂的。
加之“二战”后的另一重要因素，就是东、西德的出现。于西德而言，东德是一面镜子。八十年代因外事，我有亲历。分裂的东、西德，都不遗余力地标榜自己如何对纳粹的清算，都把历史的罪责推去柏林墙的另一边。说来也巧，两个最大的集中营，一边一个。当时的东德，虽然经济发展跟西德绝非能望其项背，但就意识形态，没有经济开道的前提。然而勃兰特华沙一跪，不仅卸掉了联邦德国的历史包袱，从而也奠定了德国统一后全盘忏悔的国策。
还有一个别的因素。当年在亚洲强于日本的国家根本没有，受害国虽比比皆是，但在政治、经济上不成气候；然而地处欧洲中心的德国，四周强国林立，若想摆脱历史，脱颖而出，惟独了结过去，从零开始。这种压力对日本而言是微乎其微，无法跟德国相提并论。
日本民族主义倾向历来堪忧，现行对下一代的教育、民族主义思想和氛围，在德国不但绝不可能有市场，简直难以想象。德国民族与纳粹历史的决裂已被写进法律。任何一个德国政要想留守政坛，务必与历史划清界限。无条件地同情、支持、帮助犹太人是不可争辩的原则立场，有时近乎更像是失去立场的原则，这正是格拉斯批评指责德国政府的焦点所在。此外欧洲敏感的紧邻地缘关系，迫使德国走这一步是势在必行。英、法两个战胜国无时不刻死死盯着，动辄追究，因此德国“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被人旧账新提”（《非说不可的话》），容不得丁点的风吹草动；执政党对历史的态度一有偏差，又不失为在野党攻击的法宝，没有丝毫懈怠可言。这种因地缘直接造成的压力，日本人难以感受！这两民族虽历史罪孽等同，因国情相悖，人文历史相左，以导致一国彻底反省，甚至唯恐不及；另一国则麻木不仁、至今无动于衷！
附文：格拉斯最后的诗
就笔者本人，格拉斯不光应得到深切同情，而且我非常理解他的诗，并认为这是他的一片善良。在给我的回信中他一再强调，他将一如既往地把以色列国看作朋友，并愿意继续与之“携手并肩”。这难道是他对自己那块“污迹”的反省？从而引来自咎？
格拉斯的出身并不存有问题，诗文里他表白更多的是自己那段不光彩的经历、那块“永不得以舔去的污迹”。2006年，格拉斯在他的自传中，承认自己十七岁时曾参加过纳粹党卫队。事件公开后，使格拉斯为世人诟病，舆论界掊击他做事不地道，蓄意长期隐瞒历史，享受“清誉”，而别的与纳粹有过瓜葛的人却遭受谴责。有人指责他的这一反省已为时晚矣！更有甚者，有人谴责他存心欺骗大众，拖至今日，兴许早上几年，文学诺奖或与他失之交臂。然而也有别样声音认为，无论作者写诗动机如何，他的告戒多少起到了防微杜渐、抑制事态恶化的作用，毕竟众所担忧的事情至今没有发生。
此刻，我们的视野里呈现出一个孤灯只影、凄楚伶俜、年迈体衰的老者，在自责、在忏悔！他作诗时，“孤家寡人、悲情苍凉”的老态龙钟、人生垂暮、大限将至的悲凉景象更是跃然眼前；
格拉斯毕竟已红尘看破，自知不久人世；他不仅夕阳落照，更有“风烛残年”之感。他决计已定，是该封笔的时候了（墨汁将尽）；他也预感到了事态的濒危，已是机不可失、时不再来的关口。所以，他的诤谏不再含蓄，不再闪烁其词，而是直言不讳。对德国政府及西方世界的虚假伪善，他嗤之以鼻，话说得如此淋漓酣畅。人至将死，他已无畏无惧，憋屈了多年，最终他“一吐为快”。
无论他的指摘是何等露骨，用词何等尖刻，但作者坚信不移自己善良的本意。是他想在弥留之际给世间留下一桩好事？给一忠告，以避免一场人类的劫难？也为自己的国家免除一次得不偿失的罪过？
他最后的诗发表三年后，这位善意的诫者告别了人世，留下了许多欲言且尚未出口的话。他的希冀，“但愿广大民众，也将冲破沉默，并坚持不懈，直到成立一个国际机构，对以色列核能的发展程度和伊朗的核设施，得以畅达、有恒的稽查，并得到其两家政府的首肯！” 此期盼终究未能实现，未能如愿以偿！
金弢，旅德翻译家、作家，杭外毕业知青，北外77级，任职作协，组团王蒙莫言路遥出访，88年赴德读博，居慕尼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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